菁英 | 林双林： 从农家娃到大学教授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简介
陶海粟
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
（之七）
林双林：从农家娃到大学教授
林双林来自陕西关中平原的眉县农村，家里是贫农。父亲16岁时，在“誓死不当亡国奴”口号的感召下，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奔赴抗日前线，一直做文书、司务长之类需要点儿文化的工作。后来他所在的部队在四川解放战役中被消灭，他被遣散回陕西老家。
由于父亲这段当国民党兵的历史，在林双林青少年时期，心头总是蒙着一层阴影，处在恐惧之中。他记得家里多次来过县武装部人员，盘问父亲的历史，要他交代问题。幸好他家贫穷，且爷爷和父亲在村里都有老实勤劳、乐善好施的好名声，爷爷在文革中还是县、社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所以家里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只是被贴过一些大字报，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双林说，其实他爷爷从来没学过毛主席著作，就是干活卖力、热心公务而已，但那时所有的好人好事都要归到毛泽东思想的账上，所以稀里糊涂地当了多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多年之后，双林父亲曾经参加抗日的历史也被政府认可了，不但给他发了光荣牌，还给他每月发放抚恤金）。
林双林的爷爷在旧社会做过村里的“乡约”，粗通一些历史文化，双林小时候，爷爷经常给他讲三国、水浒、说岳故事，诸葛亮、关羽、岳飞那些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多彩人生，令双林十分神往。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走出这个贫穷的村庄，出去见大世面，干大事情。
怀揣这样的梦想，双林从小学到中学，学习一直很努力。他上中学的时候，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教育有名无实。但幸运的是，当时搞“清理阶级队伍”，把几个出身地主、资本家的“牛鬼蛇神”老师下放到双林上的农村中学教书，其中有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还有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毕业的。这些老师都很敬业，尽力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双林从他们那里受益非浅。
上初中的几年里，他门门考试总是班里第一，从来没当过老二。但那时从初中升高中不看考试成绩，要由生产队“推荐”，虽然双林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被同班的孩子们称为“林博士”，但还是被成绩远不如他的生产队长的儿子拿走了唯一的推荐名额，双林从此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
初中毕业后劳动了几个月，他当了村里的小学老师，半年后又当了这个拥有近两百学生的学校的校长。这时候，他还只有16岁，堪称“娃娃校长”。后来村里也有上大学的名额，但由于也是“推荐”制，双林总是无缘，被那些有着这样那样关系和背景的人挤下来。直到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废除了推荐制，双林才得以大展身手，一举考入了北京大学，成为这个普通农民家庭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林双林教授
在北大，每月十多元的助学金是林双林生活学习开支的主要经济来源，暑假里有时打打工，每天挣一元钱作为额外收入。那时为了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班级同学每天早上起床后要一起跑步，双林对这项活动很不情愿，因为只有一件衬衫，跑出汗后衬衫湿了，上课时要靠体温把衣服慢慢烘干。
虽然经济上这么窘迫，但在学习上双林一点儿不输人，成绩优异。有的同学开玩笑说：“咱们不能和双林比呀，咱们上了四年北大，双林却上了五年！” 因为双林每个暑假都不回老家，在学校里苦读，算下来等于多上了一年学。
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林双林考取了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国门刚刚打开，能有出国机会的人非常受到艳羡，不料，林双林和几个同在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出国留学生，却感到像是上了一条好上难下的贼船。
从走进教室起，刚来到美国时那点儿新鲜和兴奋劲儿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则语言还不过关，在国内学的那点儿“哑巴英语”，不足以应付听课的需要；二则西方经济学和国内学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不搭界；三则缺乏数学训练，难以适应高度数学化的理论方法。每堂课听下来，根本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
双林说，那段时间的痛苦真是难以言喻。在国内学经济史时曾听说傅立叶让他的仆人每天早上向他喊叫：“起来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但双林说，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醒来，想说的话却是：“痛苦的一天又开始了！”那时他甚至有过打退堂鼓的瞬间想法。另一个来自北大的低年级同学就因为实在支撑不住，借口有病，第一学期结束后就打道回国了。
但双林终究还是挺下来了。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他就在每堂课后向别人请教，包括国内来的有数学教育背景的同学和台湾来的有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同学。去问问题的时候，如果别人手里有事，他就耐心地在一旁等待，别人完事后再问，不问清楚了绝不罢休。有的课第一次修没有得到满意成绩，他就修第二次。为了提高数学水平，他用了两个学期的时间苦修了高等数学。
可以想见，他这么做必须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精力。双林回忆说，那时体力消耗很大，睡眠严重不足，经常由于上火而流鼻血，有时正吃着饭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努力终于给双林带来了转机，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已经越来越自信，学习由痛苦逐渐变成了乐事。
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林双林的导师建议的题目是“瓦格纳法案与劳工组织”。瓦格纳法案是在19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之后制定的美国联邦法案，它首次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自那之后，工人有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合法途径，劳资之间激烈的对抗性冲突大大减少了。
双林研究了这段历史后，感到有点儿困惑，因为按照在国内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瓦格纳法案这种东西就是资产阶级麻痹工人阶级斗志的手段，走合法途径争取工人利益就是“工联主义”。
当时恰逢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来学校会见留学生，双林和他探讨了这个问题。他问柴大使，如果他论文中的结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差异，是不是可以？回国后会不会因此有麻烦？
柴大使沉吟半晌，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真是的。怎么把学文科的也派出来了？”
虽然没有从柴大使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但双林想，做学问还是不能从条条出发，而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多马克思在世时不曾预见的新情况，十九世纪时那种“血汗工厂”的情景确实越来越少了，劳资矛盾有所缓和。因此，双林还是根据大量占有的研究材料，在论文中做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结论。
在西北大学拿了硕士学位后，林双林进入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里，由于有了西北大学的历练和高等数学的武装，英语水平也大大提高，双林的境况是别有洞天了。不但学习生活轻松愉快，成为同年级中最出色的学生，而且从读硕士时每天的请教者，变成了每天都有同学来向他请教问题。
拿了博士学位后，他被内布拉斯加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又开始了拼命写论文争取终身教授的另一个痛苦时期。头几年收获了一摞一摞的退稿信，但自第四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文思涌动，论作连篇，不但拿到了终身教授，而且据2000年一个学术统计机构的论文统计，林双林名列全世界发表经济类论文最多的五百人榜，排在第二百四十多位，是系里发表论文最多的教授。
1992年，国内改革进入新时期，林双林想，当年国家用宝贵的外汇送自己出国留学，现在自己在学识和教学经验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是回国报效的时候了。于是与家乡陕西的西北大学联系，希望利用暑期，不领工资在那里教书，但遭到婉拒。
后来还是母校北京大学接纳了他，从1994年开始，他年年在暑假期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北大教书、研究或交流。2003年成为北大兼职教授，2005年更成为北大的全职教授，并担任了经济学院财政系的主任，自那以后，北大财政系才开始具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质。
林双林教授
现在他每年至少有八个月的时间在北大教书。作为终身教授，他每年仍然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教几个月的课，以保持与经济学界的密切接触；每年还带一到三名北大学生去那里交流，由美方学校资助。
这些年来，双林不仅尽心尽力地做好教学工作，而且密切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利用所学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建言献策……他担任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期间，曾以“民营经济与经济发展”为主题在北京召开了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请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温家宝总理接见了会议代表，厉以宁老师和周小川行长都在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成为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盛会。
前几年，他受财政部委托研究医疗改革问题，他牵头完成的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受到财政部赞扬，为新一轮医改作出了贡献。别人谈起他回国后作出的诸多成绩，双林总是说，这都离不开许多同学和老师的大力帮助。
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大学教授，林双林深知一路走来的艰难苦涩。他当主任的北大财政系每年总有一些出身下层的学生入校，为了减轻一点儿他们的生活压力，以使他们少从学习上分心，他和我们经济系77级同学中的企业家杨滨商议，由杨滨拥有的达世行汽车销售公司出钱，每年资助12个家庭贫困的学生。
双林从自己当年经历知道，领取助学金对学生的心理有微妙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仿效美国学校中的惯例，把这笔资金命名为“达世行奖学金”，以奖励学习成绩的形式发放给那些困难学生，这个事已经连续做了十年之久。
双林对我说：“我虽然留过洋，当着大学教授，但我从不低看任何人。缺乏平等的、适当的条件，是很多人没能充分发挥人生潜力的原因。农民和大学教授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北大经济系77级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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